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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 ...

  •   他们走进卡普顿咖啡厅大门,向右拐,来到常待的卡座。乔治·安泰尔依旧穿着他那件薄风衣,黑眼圈很重,没有立刻坐下,而是严厉地打量着布面沙发上那个被香烟烫出来的窟窿。

      “上回来我就跟他们说过,叫他们赶紧补好。”他不满地说。

      “也许他们工作很忙,有些疏忽了?”

      “这是什么破事儿啊,他们绝对不能用这么不专业的态度对待客人。老板呢?咱们等会儿要把老板叫出来,我必须解决这件事。”

      “现在可是在打仗呢,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在太平洋,不是这个小破街区啊?”

      “老天啊,你不是吧?快点坐下!”

      他嘟嘟囔囔地说:“谁都不听我的话,你就看着吧,将来他们会吃大亏的。”

      “是了是了,这家店的牛奶咖啡很好喝。”她说。

      “我知道啊!我是常客!你能不能别转移话题……”

      服务生恩里克为他们送上了咖啡和柠檬酱抹面包片,物资匮乏,以前还能吃到的奶油柠檬蛋糕是没有了。哈丽雅特对那孩子道了一声谢谢,他腼腆地飞速逃走了,自从他知道她已经和一位颇受赞誉的大学教师结婚之后就收敛了不少,不再试图把电话号码往她手里塞了。

      两周之前,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命名为“无线电控制鱼***雷”,哈丽雅特绘制了蓝图,乔治写了说明书,打包成信寄给了国家发明委员会。一周之前,两人收到了回信,信中表示,委员会对他们的点子很感兴趣,希望能寄来更详细的说明,稍后他们会安排专人与基斯勒-安泰尔组合会面。

      “所以,”乔治说,“我都提醒过你不要用过去的名字了。你以为他们急吼吼地要跟我们见面是干什么?还不是要见你一面。”

      “不用我的名字用谁的名字?跳频技术是属于我的点子,它不应该和我的夫姓扯上关系。”

      “奇怪,我以为你和你丈夫关系很好呢。”

      “这是两码事。”

      他不太舒服,又开始对着她的衣服挑刺儿:“好吧,再说说你的裙子,下次我们去见那个朗格纳先生,你就不要穿红色裙子了,会让他误会的。”

      “那件宝蓝色的飞袖长裤怎么样?”

      “太招摇了。”

      “也许是橘子黄的印花衬衫配柠檬黄伞裙?”

      “别了吧,你以为华盛顿是什么狗地方?”

      “哦,我穿那件白色带头巾正装裙子,总没问题了吧?”

      “上帝啊,动动你的脑子,你是想给他现场来一出’白丝绸’吗?”

      “……那你想让我穿什么?”

      “你自己决定,这种问题还要问,杀了我吧。”

      好啊,我这就满足你,真可惜今天没把家里的猎***枪带出来。

      她尝试了几次,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安泰尔,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你对我越来越刻薄了?我知道,其他人会因为我穿的衣服、走路的样子、说话的语调对我指指点点,但你过去并不是那样的人啊。为了这件发明,你整个人都转性了吗?”

      “没什么原因,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混蛋。抱歉,是我的错。”他敷衍着。

      “这样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是搭档吧?你可以不耐烦,也可以说胡话,但我们必须保持坦诚。”

      “现在可不是做他妈的精神分析的时候,那玩意纯属蒙人。”他不耐烦地说。

      “请不要对我说谎,彼此信任很重要。”

      “那你对我坦诚吗?”在阴沉沉的天色中,他弯起嘴角,抿了一口杯子里的东西。

      “哦,你是想玩猫鼠游戏咯?”

      “是啊。看着我的眼睛,咱们就别装了吧,老实讲,你究竟有没有说真话?”

      哈丽雅特抱起手臂,两只指甲光秃秃的手在胸前打了个结,接下来,那双长期久站患上轻症静脉曲张的腿交叠在一起,也快速打了个结。她的眼皮垂下,绿眼珠看向右侧地板上一处浓汤留下的污渍,让上翘的鼻尖代替它们审问乔治·安泰尔。

      “看着你的眼睛?你不怕爱上我吗?”她有意挤兑他。

      “得了吧,你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

      她惊诧地瞧他,然后把小手上端着的小碟子猛地往桌子上一搁。

      “你好大的胆子。”她说。

      “看来是真的喽。”

      “什!么!”

      “好莱坞以前有个说法:要想让哈丽雅特·基斯勒认识你,就得说她不漂亮。”

      她回忆,并没有想起来真有什么人当面对她讲过这句话。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时她的大脑状况很糟,单单是记住什么时候吃哪些药都够她受罪了。

      “看着我的眼睛,”他反客为主地命令,“你为什么要招惹这份苦差事啊?我真是怎么想也想不通。你们夫妇俩的工作不错,所以并不是因为钱。寻找成就感?身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还不够让你满足吗?证明自己的能力?现在可是战争状态,我想并没有多少人有时间看你表演吧。”

      她放下咖啡杯,略略思量一下子,给自己要了一杯薄荷茶,喝了一半后才开口说话:

      “你有三个孩子,对不对?”

      “两个。”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养育一个孩子?”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觉得她有点儿毛病,但仍旧礼貌性地开喷了:

      “首先,我得说我并不乐在其中。要我说吧,养孩子没那么崇高,大部分人都是活得闷了,生个小孩找乐子,真是下作!他们都没有问过小孩子愿不愿意被生出来呢!繁殖的欲望啊,无法抵抗的玩意儿。我觉得,从这种本能往下深挖,就能发现人是绝对自私的,并且无可救药地怕死,孩子呢,是人保存生命的方式。当然啦,这和爱护并不冲突,我绝对愿意把拥有的一切都给他们,包括我的生命,但从本质上来说,奉献生命是为了得到永生。你明白吗?听起来太愤世嫉俗了?但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越长,我越感受到人身上的自私。”

      他的语速很快很偏执,如同矢车菊般湛蓝的眼睛紧紧地攫住散漫躲闪的视线,教听者感受那些加了很多语气词的句子中煽动的力量。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她把手掌当作听诊器,按在胸口,困惑地感受平缓无波的心跳:“我不同意。老实讲,永生并不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转瞬即逝的。孩子呢,则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我倒觉得,和他们相处时,我们是在分享彼此的孤独。”

      随着她的声音在空气中扩散,咖啡厅的嘈杂离她越来越远,它们扭曲着,变形成为某种半人半海豚生物的鸣叫。她想仔细分辨清楚,可周围好像有一只长久存在的透明罩子,把所有的意义都挡在外面。恐慌之下,她的眼睛移向窗外微光中的城市。浓重的乌云在天幕上堆积,几处裂缝漏下土黄色的光线,给街道加上浑浊的滤镜,窗户们大张着嘴,空洞地注视着。恰如行人的神采在她视线里舒展,她注意到了,内心却没有产生感受。

      她继续说:“是偶然的羁绊把我们连在一起,是羁绊造就了爱,而爱让我们怀抱希望,不再害怕死亡。”

      她原句引用了这些父亲曾谈起过的宏大的句子,尽管她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哈丽雅特更多把注意力放在乔治的身上,好奇地观察他的表情,指望那些细微的变化能告诉她这些句子到底代表着什么。

      “所有的孩子都该知道妈妈很爱她,都该听到妈妈夸她漂亮又聪明……抱歉,我是不是有些跑题了?”

      “没有,你的话很让人着迷”,乔治摆摆手,“我大概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了,谢谢你的诚实。顺便说一句,哈莉,你会是个好妈妈的。”

      是吗?哈丽雅特侧过脸去,你真的明白吗?或许他大概明白她是把新技术当孩子来对待,满怀希望地想要给世界留下一些东西。可是他明白她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孩子吗?

      或许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懂得了。她那让人窒息的空虚感,就萌芽于阿德里安和珍妮特夫妇来访的那个日子,新的消息毁掉了她生育的希望。那个非法行医的“老枪”曾是她的药剂师,满嘴谎话的混蛋在制片厂的授意下把各种烈性药物肆无忌惮地灌到她嘴里,丝毫不把它们可能的副作用——大脑损伤、语言功能衰弱、不孕,透露给她。三年里,她的体内留下了多少叫人绝望的微粒啊。

      “好了,该你了。”她笑着收回思绪,“我要好好分析你的动机,放下武器。”

      他把双手举过头顶,像是伸懒腰,也像是投降。

      “我是和我弟弟一起喜欢上发明的。”

      “有个伴啊,真好。”

      “这张咖啡桌跟我们家以前用的那张很像,薄薄的,但是很结实。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围着我们家的餐桌,在百老汇街的鞋店里,等着开饭。亨利,我的弟弟,嘬着手指头和我谈论着我们出国流浪的梦想,我妹妹朱斯汀在他身边,安静地听着,和大多数年纪小的女孩一样,离她崇拜的哥哥很近。说着说着,我总会为怎么糊口而发愁,亨利就会说,我们一定能造些新奇的东西拿来卖的,就像我们一起研究让土豆熟得更快的炉子、放大铃声的音筒那样。这个时候,美味的土豆泥就做好了,我亲爱的母亲在厨房里浇酱汁,把它和烤肉一起端上桌……”

      “我曾和朱斯汀在舞会上聊过天的,她嫁给了芳泉路2号诊所的医师“神奇马利克”是吗?不过,我从没见过亨利,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弟弟。”

      “那小子已经死了。”

      她说她很遗憾。

      乔治咬了一口他刚刚叫的鸡尾酒里的洋葱,刺激得眼圈都红了。“我早跟他讲过的,现在的人都疯了,随便乱放枪子儿和炮弹,所以就安安分分呆在国内吧。可他不听啊,真够倔强的。亨利在耶鲁搭上了从巴黎来的富家子比尔·布里特的快车,这人当时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第一任驻苏联大使。跟着他,亨利先是在莫斯科待了一阵子,1939年7月下旬又被调去了驻芬兰大使馆当文员,总算实现了他做个流浪者的夙愿。”

      他的眼睛更红了,哈丽雅特从他手里夺过酒,给他叫了杯水。

      “别担心,你以为我会崩溃吗?不会的。”

      “如果你不想谈了,我们随时可以停下。”

      乔治豁达地说:“不需要。总之,他是8月份到芬兰的,三个月后正好赶上了11月30日苏联对赫尔辛基的轰炸。他和大使馆的其他人躲在赫尔辛基城外的度假酒店,遇到了他的未婚妻,一个挺可爱的芬兰女孩。”

      清水没有冲淡酒气,他咯咯地笑着说:“他们爱得如痴如醉,1940年6月1日,他们两个人一起去爱沙尼亚度假。他妈的,天上飞的炸弹算什么,哪有爱情小鸟们的假期重要呢!玩了十天,他们回到赫尔辛基,亨利接到通知,要他再返回爱沙尼亚的塔林领事馆,取回外交邮袋。他还是不听我的话,一定要坐飞机去。出发前一天晚上,他发电报给我,说爱沙尼亚的海鲱鱼配上香槟酒最好吃。”

      哈丽雅特翠绿色的眼睛张开,又合上,如同感知到危险的贝类。

      “渴望自由的孩子。”她低声说。

      乔治的语气冰冷至极,叫人心惊:“他是6月14日下午乘商业航班从塔林返回赫尔辛基的,这一天刚好是苏联对爱沙尼亚实施封锁的第一天,那架飞机在起飞五分钟后爆炸。十二个小时后,我收到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电报——我曾为他和他夫人演奏过,他向我表示深刻的同情,告诉我飞机爆炸的原因不明,并且没有打捞到失联乘客遗体的希望。三天后,我在《洛杉矶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上面说是苏联人击落了那架客机,因为它违反了他们的封锁。”

      回想起来,当时哈丽雅特不知道该作何反应。那个故事太悲惨,而乔治的样子太过平静。他毫无希望地看着天花板,嘴角甚至有一丝怪笑。“我宁愿,”他告诉她说,“这件事早早发生,发生在我还有些残留的乐观情绪的时候,能支撑着我把痛苦变成对战争的恨意,否则我是一定也活不下去的。我只想要让战争结束,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不想再有人遭受这种痛苦了。”

      乔治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小伙子恩里克走过来提醒他咖啡厅里不能吸烟,他就红着眼睛盯着那小伙子,直到恩里克悻悻走开。

      “我明白,”她的脸色苍白,“那我们就用心做吧,亲爱的乔治,如果你能坚持下来,我也是。”

      他抬起脸,对她笑了,神情包容信任:“我相信你,一直都相信你。”

      哈丽雅特忽然觉得自己对乔治安泰尔先前的不信任和轻蔑似乎是有些草率了,他似乎不是那些漂亮、毛躁、瞧不起女人的蠢公鸡的一员,他只是单纯地厌世而已。

      她有些愧疚。在选择发明伙伴的时候,她并不是认同了乔治的才华或人品,而是因为他跟她一样,都是半个好莱坞人,不是专业的科学家。她大可以和理查德一起研究,再不济,去找哈罗伦也不错(估计他知道她的想法之后并不会多开心),或者,她还可以去找理查德教过的学生,可她还是选择了乔治·安泰尔。只有在他面前,她才能躲开那些学院派天才们灼灼的眼睛,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喘口气。

      他们准备着手修改设计图。

      她扭过身子,在包里翻找扎成捆的黄漆绘图铅笔,身体却突然因为一种久违的感觉急剧痉挛。她警觉地抬起头,在窗外搜寻,可是天色太暗了,她什么也看不清。不过,她非常确信,有什么人正在暗处观察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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