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山上的小狼妖》澹台晴

40、第40章

　　为了保证漕船按时抵达，朝廷规定了漕船的行进速度。

　　汴河，载重船逆行每日三十里，空船逆行每日四十里；空、重船顺流相同，皆为日行一百五十里。其余河道，重船逆行每日五十里，空船六十里；空、重船顺流每日皆七十里。但在峡口险段，不拘此限。

　　虽然规定了船速，但漕运是看天吃饭，水情并不稳定。

　　为了保证漕运的稳定，朝廷又在漕运河道的交汇处，修筑了仓廪，以储藏和中转运物。

　　凡此种种，确实保证了漕运畅通，但却不能保证承担漕运的军命生活。

　　所谓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

　　漕运的工作量极大、危险性极强、持续时间极长，同时还受到押漕官吏的严厉监督和管束，承担着沉重的赔损负担，因而是最为艰苦的役作之一。

　　承担漕运这份苦差事的主要是漕卒和梢工。

　　漕卒是承担漕运的军队，属于厢军的一种，也称为“水运军”，在运河沿线建有“水运军”营、“装发”营和“里运”营，主要承担拉纤挽舟等简单劳作，人数相当庞大，一般有十万以上人众，是漕运的主力。

　　梢工则是雇募水手，承担漕船上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如撑篙、掌舵等，主要集中在危险性较大的江船上，至少也有上万人众。

　　漕卒是终生服役的兵卒，领取兵饷，养家糊口。

　　而梢工则是应募而来，领取报酬，以漕运为生。

　　按漕运惯例，一艘漕船约承载五百石货物，仅由十名船工运送。

　　逆流运行时，除留一二人撑篙掌舵外，其余人等都要在岸上用纤绳挽船。

　　如果遇到顶风或淤浅河段时，必须集中几条船的船工，共同牵挽一艘漕船，最多时竟动用三千余名纤夫。

　　按漕运规定，每年春天清明节开始，引黄河春潮水入汴河，汴河头纲漕船随之逆流北上，直到当年十月河水浅涸时，才封闭汴口，结束全年漕运。一年通漕二百几十天。

　　通漕期内，汴纲船往返运输五次，直到停运后，漕卒才能归营休息，除了停运期，无一日不在运中。

　　诚斋先生就曾有《清晓洪泽放闸四绝句》曰：

　　起来霜重满淮船，更觉今朝分外寒。放闸老兵殊耐冷，一/丝/不/挂下冰滩。
　　满闸浮河是断冰，等人放闸要前行。劣能开得两三板，争作摧琼裂玉声。
　　遮藏水面被残冰，流尽残冰水正明。幸自奔流总驩喜，落洪须做不平声。
　　沿河过闸梦中闻，奇观何曾似此晨。雪溅雷奔乍明眼，天跳地趠也惊人。

　　为了管束漕运，朝廷对漕运者都实行保甲连坐制，除运官外，漕运者不得随意上岸。

　　朝廷对漕运者的处罚也极为严格，小则杖一百，重则徒流刑。

　　漕卒属于下等兵，报酬是军队中最低的，一般年入为：粮二十四石、钱一千文、绢布五匹和绵十二两。漕运时，每人每月可得“酱菜钱”四百文，停运时减半。

　　但实际发放时，时有克扣，而通漕时，漕卒食粮均为自带，一般要带走半数军俸，剩下的根本不够家人使用，故而常常“饿殍失所”。

　　至于梢工，则一般由负责雇募的漕船行会解决，通常每运能得六两“身银”钱。

　　但一旦停运，便无钱可入，也没有漕卒的军饷，还要受行会盘剥，实际比漕卒更为低下。

　　从起运到京通仓场，一路上押运官、领运官、闸官坝吏和仓场官吏，无不借机对漕船进行勒索。

　　起运之前，运丁要向运官交纳“卫官、帮官常例”，每船二三两银，向粮道衙门交纳“粮道书办常例”，每船四到九两银，又有“府厅书办常规”若干，还有漕督、粮道衙门下发的“令箭牌票”，每船五至十两不等，“刑厅票差”，每船一二两。

　　所谓未离水次码头，每船已费五六十金。

　　此外，地方藩司发给运丁的行、月粮钱，运丁领取时，要先向府衙书办吏人行贿，每船约六七两银，否则，即被派往过远地区领取。

　　至州县后，又要向州县吏人行贿，每船约二三两。

　　过坝时，运丁还要交纳“委官旧规”、“伍长常例”等贿钱，每船约十两左右。

　　漕船抵达后，向仓场总督以下各衙门投文申报，每船须交十两陋规银，办完投文后，每船还要另付保家三两常例银，还要向各衙门书吏交纳常例，每船约十两银，向接收漕粮的各仓官吏交纳“马上马下”等辛苦钱，每船又费数十两不等。

　　这些，仅仅靠漕粮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因而，漕运者常常要从事贩运私货的活动。

　　他们利用漕船免检的条件，在漕船中夹带私货，或替商人运送货物，逃避税收，以贩运取利。

　　正是有了贩私这项活动，朝廷才能够长期执行低工钱制度，从而减少了财政支出。

　　所以，朝廷对这些贩私活动，通常都采取默认宽容的态度，但对贩运的数额也都做了一定的限制，以此来鼓励漕卒的工作，并招徕雇工水手。

　　朝廷还曾多次下令，禁止沿河税务点检漕船，以此来兼容漕船贩私活动。

　　但朝廷也规定了漕船携带私货的数量，规定每艘船只许携带二分力胜的私货，如四五百料的漕船，每船可带四五十石的私货，税务不得随意拦阻。

　　而对于漕卒无私货可运的地方，则可在二分力胜载私量内装载漕粮，每二十石漕粮，多给一份雇工工钱。

　　因而，这本不算十分合法的活动，却成为漕运中的正常现象。

　　为了牟利，漕运者有时也会拼着杀头的危险，跟盐枭联合，贩售私盐。

　　食盐一向是销量大、利润厚的暴利商品，从产地贩运到其他地区，可以获得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

　　因而，一向受到朝廷的严格管理。

　　但正因如此，贩售私盐的活动才会屡禁不绝。

　　盐枭因为是私盐贩子，一般都有武装，极富战斗性，连军队也惧怕与其交手。

　　漕运者跟盐枭联合，形成了以运河为干线的私盐贩运网，连朝廷也常常无可奈何。

　　漕运者们长期生活在艰苦劳作中，忍受着各种风险灾害，生命威胁，还要受到沿途贪官污吏、官兵以及地痞恶霸的勒索和欺压，在船物受损时，还要承担刑法和赔偿，这些仅凭个人无法对抗。

　　于是，漕运者常常会依附盐枭，或者与青皮合作，结成漕船行会，来寻求保护。

　　青皮是运河沿岸的无业游民，替漕船商船拉短纤为生，聚散无常，以好勇斗狠著称，好打家劫道。

　　他们与漕运者联合，形成漕船行会，跟当地官府讲价，降低盘剥，保护漕船。

　　这些漕船行会，通常以教门为掩护，在运河沿岸各地建立庵堂，入会者以庵堂为据点。

　　所谓庵堂，是漕船行会筹资修建的行会联络处，每个庵堂都有守庵人，都是以年老有病的水手充当。

　　守庵人负责看守庵堂，接待跟联络水手，料理土地。

　　在冬季停运期，或是有病失业时，为水手提供安身之所。

　　而在无家可归的水手死后，还可以为他们提供义冢，收殓安葬。

　　守庵人之上，则是“老管师”，通常由资历深、技术强的老水手担任，他们负责广招徒弟、传授技术、教义和帮规等。

　　而徒弟们则要向老管师孝敬钱财，听从其各种指派，承担教门帮规的各项义务，对老管师绝对服从。

　　老管师则归各香堂管理，香堂有香主，所有的香主都归大龙头管理。

　　也就是说，行会的最终领导人都是大龙头。

　　而大龙头有世袭也有推举，依各地习俗而定。

　　梁郡漕船行会的大龙头便不是世袭，一向都是上任大龙头在十三位香主中选择下一任大龙头。

　　时任梁郡漕船行会大龙头的是鼎鼎有名的霍五爷。

　　霍五爷下面是被称为金牛、白虎、赤兔、青龙、绯鹿、绛马、玄武、黄羊、蓝燕、朱雀、银狼、云豹和紫狐的十三个香堂。

　　金牛堂和白虎堂最为强盛，堂主分别为邓八格和陆全义，他俩既是连襟，也都是霍五爷的女婿，都替梁郡漕船行会立下过汗马功劳。

　　两人在众堂主中最有威望，既是霍五爷的左膀右臂，也是争夺下任大龙头的主力。

　　赤兔堂堂主戴恒、青龙堂堂主定柱、绯鹿堂堂主程继儒、绛马堂堂主都志通、玄武堂堂主蒋廷锡、黄羊堂堂主焦进朝、蓝燕堂堂主焦国俞、朱雀堂堂主康永泰以及云豹堂堂主谭进忠，也都是三十开外的汉子，均为行会的正经子弟，父母辈就在行会混饭吃，从小喽啰一步步提升上来，十分有根基。

　　与众不同的只有银狼堂堂主费唐臣和紫狐堂堂主范康。

　　费唐臣年仅十八，范康还比他小了一岁，跟其他堂主相比，两人都小了一辈。

　　因而，其他堂主也不与他俩称兄道弟，一般都称他俩十一和小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