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方》周乃

32、望断春山12

　　北京的春天很干，一小时不喝水嘴角就会流血，半天不喝水整个人的皮都会裂开。江晨对春天的印象实在是不怎么样。
　　上一个春天，江晨见证了一场死别，顶着风沙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又得了重感冒，反反复复，直到夏天才转好。

　　今年更甚。
　　3月的时候，北京的非典已经很严重了，机场和车站设了卡口，往来行人带着厚厚的纱布口罩，见了人恨不得一跳三米远。大中小学都封校停课了，新闻每天都在播报感染和死亡人数。
　　江晨单位人手一个体温计，屋里早中晚各用84消一遍毒，除了测体温就是喝中药汤，没什么闲工夫应付客人。当然，这时候也没几个客人。
　　菜市场去不了，也没几个人敢去，不过，好在不少餐厅还开着，江晨不至于没地方吃饭。

　　跟单位隔着一条街有个天津捞面，门头不大，里面将将能摆下三张小桌，九个板凳，再多一个都挤得慌。江晨吃不惯老旗人的炸酱面，但对天津捞面却情有独钟，倒不是因为多好吃，而是便宜，菜码也多。
　　最重要是方便，因为现在没人给他做饭了。
　　小店的顾客不少，各种口音都有，吸溜面条的声音让江晨空落落的心有了些许的慰藉。

　　这天，江晨照旧去店里吃捞面。
　　老板新榨了辣椒油，红彤彤的很招人，江晨没忍住多加了两勺，回到家嗓子就肿了。他没多想，从积灰的橱柜里抠出一袋菊花，没等泡开就喝掉了。

　　半夜，他在一阵剧烈的咳嗽中醒来。胸口好像一只破风箱，每咳嗽一声，就发出呼嗤呼嗤的碎响。嗓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好像有痰，但咳不出来。江晨摸到桌上半杯菊花水，仰头灌下。

　　“咳咳咳咳……”
　　水进了喉咙，没等咽下就被一股脑咳了出来，一部分顺着嘴角喷出，还有一部分进了鼻子。可能是下午吃太辣了，也可能是嗓子里进了花瓣，江晨心想。

　　在黑漆漆的屋里呆坐了几分钟，江晨猛地跳下床。体温计就在床头的抽屉里，第一格，一拉开就是，他摸黑抽出体温计，使劲甩了两下，夹到腋下，而后哆哆嗦嗦地缩进被窝里。

　　应该不是吧。

　　江晨的身上有点凉，两臂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计时，低骂一句，又赶紧取出体温计，凌空甩了几下，重新夹好。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江晨开始出汗，说不清是冷的还是热的，手机屏幕一直亮着，青绿的光映在江晨脸上，像是某种古墓里挖出来的青铜雕塑。

　　五分钟很快就到了，江晨没敢动。又等了五分钟，足足等够十分钟，裹着汗液的体温计才从被窝里钻出来。江晨用手捂着体温计，开了灯，适应了突然明亮的光线，才紧张地把视线投了过去。

　　黑色的水银线时粗时细，转了好几圈，江晨才看清上面的数字。
　　36.5℃。

　　“……要命。”
　　江晨吊着的那口气松了下来，又牵起一连串剧烈的咳嗽。

　　第二天一早，江晨请假去医院。对单位不敢说是咳嗽，只说是拉肚子，晚俩小时到。没成想，刚到医院，人就给扣下了。
　　“我不是……哎，我没发烧！我量了！”江晨在做最后的挣扎。
　　“先隔离再说。”大夫冷声说。
　　“我没带充电器！充……没电了！”
　　隔离病区的人很多，测温，抽血，拍胸片，江晨躺在病床上，戴着厚厚的口罩，本来睡得就不好，还不透气，没一会儿江晨就开始发晕，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江晨是被人叫醒的。
　　“醒醒，醒醒了……”有人拍着他的肩膀。
　　江晨迷迷糊糊睁开眼：“嗯？”
　　一身白衣的大夫捂得严严实实，闷声从口罩下传出：“急性支气管炎，可以走了。”
　　江晨立刻精神了，两分钟就穿戴利索，收拾齐整，跟着护士去办手续。
　　护士一边唰唰写字，一边抽空问江晨：“有人接你吗？”

　　江晨表情一滞，扯出一丝笑，咳咳地喘着：“没有。对了，在哪儿交钱啊？”
　　“不用。”护士挥挥手，“你去门诊看看气管炎，门诊楼知道哪儿吗？出门往北，红的那个就是。”
　　“知道了。”江晨飞快地收起告知单，“我就是从那被抓走的。”
　　护士几不可闻地笑了一声，催促道：“赶紧走，赶紧走。”

　　等从门诊楼开完药，站到大街上，被耀眼的阳光笼罩，江晨才终于觉出逃过一劫的喜悦。他立刻就想打车去见王方。
　　不行，还是先给王方打个电话。
　　号码拨出，安静了几秒，似乎是在搜寻信号。

　　“滴——”
　　江晨吓了一跳，连忙按下挂断。

　　不行，不能去。
　　我刚从隔离区出来，身上不干净。
　　再说了，不是没事么？等有事了我再找他。
　　横竖不能主动低这个头。

　　大概冥冥之中有神灵在倾听，劫后余生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
　　4月16日下午14：43，江晨开始发烧。

　　体温38.5℃，畏寒，头痛，咳嗽，四肢乏力；呼吸加速，气促，呼吸频率32次/分钟；胸部X光片显示，左肺叶下有斑状浸润性阴影，血氧72%。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诊断标准，确诊为非典型性肺炎。

　　江晨记不清这几天发生了什么。
　　他太疼了，全身酸，不停地打颤，喘不上来气。跟那天跳入后海的一瞬间，胸腔被冷水挤压的窒息感很类似，但这种感觉更绵长、更沉重。呼吸机数量很有限，医院的床位也不够，他只能像濒死的鱼一样在床上扑腾着大喘。
　　由于缺氧，他的脸感觉很痒，如果有镜子的话，或许能看到自己嘴唇发紫，面青似鬼。或许看不见，因为他只要一坐起来，两眼就一片漆黑。

　　退烧针只短暂地作用了24小时，药效过去之后，他又开始发烧，甚至比之前一次还要高，一度突破了39℃。晚上的时候，他难得清醒一会儿，从灯光底下看自己，指尖脚尖都发紫，想必耳朵也是一样。

　　第二天傍晚，江晨终于吸上了氧。世界瞬间清晰了。
　　他没有问护士呼吸机是怎么来的。短短两天时间，来不及转院就死掉的患者就已经有4个。这还是他看到的，没看到的呢？
　　他不敢再想了。

　　第三天的时候，他仍旧高烧不退。
　　查房的时候，关于要不要上激素的问题，大夫争论得很激烈。江晨听见他们在门口的对话，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我不上……不用激素，我能、能坚持……”
　　这几天一有力气，他就会打开手机，疯狂地浏览各种非典有关的信息，他知道糖皮质激素副作用很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用的。即便最后真的痊愈，后遗症仍有可能会伴随终生。
　　大夫乜了一眼：“不是说你。”
　　江晨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邻床的大爷双目呆滞，一动不动，只有鼻孔处微微的翕动证明他还活着。
　　“呼——咳咳！”江晨躺回床上，缓缓闭了上眼。

　　第五天，江晨出现了休克症状。
　　起初交感神经很兴奋，他开始浑身出冷汗，胡言乱语，焦躁不安，身体里像是有虫子在爬，但那感觉忽远忽近，就像感官已经跟肉.体剥离，灵魂被抽走了似的。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意识模糊。

　　但是，只过了一瞬间，江晨就迅速清醒过来。
　　“嘶……”手上青了一大块，他用力使视线对焦，足足过了十几秒，才想起来自己似乎是怕意识丧失之间被打激素，于是用手腕猛撞了桌角。
　　“我要打退烧针！”江晨吼道，不过在旁人听来，只是几声嘶哑的气音。他狠狠锤了下床，咳出一大口气。
　　“咳咳咳！”
　　等呼吸再度平稳下来时，江晨的思绪也奇异般地恢复了冷静。甚至比平时还要冷静。
　　掏出手机，拨通家里的座机。没人接。
　　又打了江母的电话，依旧无人接听。

　　不行，江晨想，我不能就这么死了。

　　住院的事他没告诉任何人，除了店长——总得有个正当的请假理由。如果从这里被抬走的是他，如果就此陷入昏迷不再醒来，江晨这个人就这么消失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劫难中，甚至激不起一丝水花。等旁人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在焚化炉里化为了灰烬。

　　得写封遗书。

　　他从床头的小桌下摸出两张便签纸和一截铅笔，用力在纸上划了两下，把笔尖磨尖。第一笔，一竖，捏笔太使劲，力道没有控制好，纸上瞬间被划出一道口子。
　　顿了顿，等力气恢复了一些，他又紧紧捏住笔，一笔一划，一撇一捺，写出两个大字：遗书。
　　最后一个点落下，他终于耗尽力气，任由铅笔从手中滑落。

　　又休息了几分钟，他摸到枕头下的手机，两手捧住，放在心口。

　　财产方面，钱没有多少。这次进医院，他把所有的钱都带在了身上，包括银行卡，家里什么都没留下。房本在书桌左边第三个抽屉，可以让爸妈过户，或者卖了。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
　　物品方面，电脑用84消毒一下，可以留给王方。那几盆花是送不出去了，可以放楼下任其自生自灭。其他的东西没多少，一把火烧了就行。
　　各种账号密码，一会儿写好留在短信里，趁他还记得住。
　　再然后就是愿望。他希望死前能见爸妈一眼，能见王方一眼。如果有时间的话，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还希望能见郑岩和二雷一面。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染。

　　江晨本意是想录个音，但手指放在按键上时，他还是决定短暂地抛弃一下骨气。他按下了王方的电话。

　　滴了两声。
　　“江晨。”王方说。

　　构思了许久，真到接通，江晨又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短短地“嗯”了一声。

　　王方的声音并不大，江晨甚至能想象到他说话时平静的表情，额前几缕头发纹丝不动，眼镜从鼻梁上微微滑落，视线漫不经心地落在手边某处。

　　王方说：“你别说话，听我说。阿姨昨天来北京了，我们现在在亦庄，明天去看你。”
　　“不要怕。”

　　江晨鼻子里“嗯”了一声，眼泪不知不觉湿了满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