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郭与往昔》谁家小师妹

2、糖纸

　　在我久远的记忆之初，大概就已经在北京了。老爸只身带着我在北京闯荡，也算是早期北漂的一员。那时候的北京没有现在这么繁华，印象中的大家都是灰扑扑的样子，但相对我们来的那个地方，已经足够好了。

　　外来子弟幼儿园的条件会差一些，老师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带着很浓的外乡口音，与那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不一样。我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也听不懂她讲的故事，目光总是会被空气中飘着的微尘吸引。

　　老爸总是很晚才会来接我，老师也习惯了，每次放学看不到我的家长就带我回她住的地方——离我们的教室不过几十米的一个小房子，陪着我玩。

　　老爸来接我的时候会给我带点吃的作为晚饭，我都是在路上就吃完了，因为实在太晚会很饿。当然有时候老师给我一些小零食吃的话，我可能会等一等再吃晚饭。我没见过老爸吃晚饭，他总是说他出去应酬，吃过了。我怕老爸饿，从自己的饭里拿出一块给老爸，有时候老爸肚子咕咕叫的时候会吃上两口。

　　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问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接，而我没有。老爸最初不肯告诉我，被我缠了多次，才跟我说，妈妈为了生下我，产后大出血去世了。

　　小时候我并不知道死是什么东西，老爸也只是说，妈妈去了一个很美好的地方，那个地方全是鲜花和糖果，我就觉得妈妈一定在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很幸福。要是妈妈幸福的话，在不在我身边也无所谓啦。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盼着妈妈来看我一次。

　　我和老爸住的是个半地下的一层，常年见不到阳光，屋里的东西隔几天就得拿出去晒一晒，不然就会有一股发了霉的味道。

　　那天老爸带了一个人回家，这个人就是郭叔。老爸基本上没带过外人来，我对郭叔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叔叔很吓人。准确的说，郭叔是我记事以来第一个会让我感觉到害怕的人。我整个人缩在老爸的身后，手里还拿着一个有点旧的娃娃，扒着老爸的腿偷偷看着郭叔。

　　郭叔弯下腰摸摸我的头，说了句“这个孩子长得挺好看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糖来给我。我不太吃糖，老爸说吃糖对牙齿不好，我的牙齿又白又齐，吃糖就不好看了。我看着老爸，直到他点了点头，我才接过来，剥开糖纸放到嘴里。

　　糖很甜，糖纸也很好看。对着光，透过糖纸能看到五彩的颜色。可惜屋里只能透过那半截窗户看到一点光，我想对着阳光一定会更好看。郭叔和老爸坐在桌前谈论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东西，我便打开门去外面找有阳光的地方看我的糖纸。

　　小孩子方向感可能是真的不强吧，我找到有阳光的地方走了几步路，转头就找不到家的方向了。老爸平时都是把写着地址的纸条放在我的外套口袋里，可是我这次出来根本就没有穿外套。

　　我最终走到了一个小卖部的门口，里面有个公用电话。我知道没钱是打不了电话的，就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台阶上，盯着门里面那个大红色的电话。在寒冷的北京冬日，闪耀成了一抹亮色。

　　小卖部的老板娘大抵也是带着口音的那种。她在门口发现我之后把我领到了店里，问我家在哪，问我家里的电话。我不记得家的方向，但记得电话号码。

　　奇怪的是，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接。我记得电话号码是没错的，之前在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号码，那时候还能打通。

　　天将落黑的时候，老爸终于在小卖部门外看见了在店里大口喝着葱花面的我，脸上可能还沾着三两个葱花。我至今记得那碗葱花面，里面放了一层香油，很好吃，吃完身上暖洋洋的。

　　“爸爸，你跟这个阿姨学一学这个面怎么做好不好？”

　　老爸却并不似平日里那样对我笑，而是将我使劲搂在怀里，问我为什么要自己跑出去，勒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老爸发火，扬起的手好像要打我一样。

　　郭叔拦了一下，说了句：“孩子嘛，找到就好。”

　　我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觉得郭叔似乎是个好人，只是一个长得有点吓人的好人。

　　那块糖的糖纸我一直保留着，大多数时候都被我揣在里面的兜里，珍宝一般的存着。坐在老爸的自行车后座上时，我就会拿出来对着阳光看，五彩的颜色透过来，在我的脸上映出一道彩虹。
　　老爸当年带着我孤身来到北京，没有亲属没有人脉，算是孤苦无依。而与郭叔俩人聊得热络，相见恨晚一般，大概也是有些同病相怜的意味在里面的。

　　老爸常说自己是个粗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一块钱一年的学费都要奶奶去找别人借来，老爸心疼奶奶，上到初中就退学了，基本的字倒是能认得清楚，就是知识面实在太窄。所以老爸希望我能好好上学，多学知识，考个好学校，以后不至于出门一摸瞎。

　　关于老爸和郭叔的相识，在我久远的记忆深处已经记不起是老爸还是郭叔讲给我听的了。

　　那时老爸打了份晚工，负责剧场的清洁工作，也就是在散场之后收拾收拾桌椅板凳瓜子皮茶水杯碗什么的。那天去的早些，依靠在剧场的侧边，听完了最后的半段相声，彼时台上表演的，就是郭叔。

　　散场后，老爸蹲在剧场后门的某个角落，喝着不知哪里淘换来的散装白酒，驱一驱身上的寒气，不知是酒喝大了还是怎么的，看见从里面出来的郭叔就打了个招呼。那天晚上俩大老爷们喝着那不怎么好的酒，找附近没关门的小商店买了一包花生米，就这么聊了起来。

　　从自身境遇到怎么来北京的，在寒冷的冬日哈着白气，抱在一块哭得跟什么似的。

　　他们的交情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深夜“酒会”上逐渐升温。我当时小，觉不出他俩的交情有多深，但后来郭叔跟我说，他那时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来得及跟跟我爸结拜，俩人已经约定好了找个好一点的日子去哪个地方拜了关公结成兄弟来着。

　　其中俩人究竟交情到了哪一步我并不知道，但郭叔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存着很深的心思，我琢磨不透。